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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中美百年來首次在亞太迎頭相撞!進戰略相持期

      2018-04-05 08:08 環球網 袁鵬

        袁鵬:現在感覺比撞機炸館還糟

        來源:鳳凰大參考2018年4月3日

        作者:袁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

        美欲棄以往大框架

        毋庸置疑,美國對華戰略正在經歷大辯論、大反思和重要調整階段。這種辯論在歷史上曾有三次,當前為第四次。與以前不同的是,美國的政、商、學、軍全方位參與此次辯論。

        美國本次辯論朝野共赴,且政府親自參與,甚至引領辯論,這更是前所未有。此外,本次辯論還有一個特點,聲音幾乎一邊倒。在過去的辯論中,有人贊揚中國,也有人批評中國,但現在,贊揚中國的聲音基本消失。這幾個特點加在一起,中方要予以高度重視。

        最重要的一點是,過去的辯論總在一個大框架內進行,認為美國對華戰略應以接觸加遏制為主。然而,本次辯論認為,該框架應該徹底拋棄。過去三四十年,以接觸為主、遏制為輔的大框架是失敗的,這個結論目前已經基本得出。

        短兵相接在亞太

        如果說,過去的中國既是美國的對手,又是其合作伙伴,美國在這兩個角色定位區間搖擺,那么現在的結論則認為,中國就是一個競爭對手,并且是全方位的競爭對手。中美不只在亞太競爭,而是全球性競爭,這與過去相比是最大不同。

        過去,美國擔心中國在亞太的挑戰,但隨著“一帶一路”、吉布提保障基地等建設,美國越來越認為中國是一個全球性對手。這些背景疊加在一起,并不排除美國對華戰略重新定向。

        那么,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變化?總結主要原因如下:

        一是結構性原因,中美實力對比從量變發展到質變臨界點。與此同時,中美戰略變化,美國過去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和中東,現在轉移至亞太;中國過去是韜光養晦,現在則是奮發有為。

        二是美國戰略收縮并沒有收回去,而是停在了亞太;中國戰略擴展也沒有擴出去,目前仍聚焦于亞太。因此,雙方在亞太地區正面相撞,短兵相接。

        當前相撞無經驗可尋

        現在的中美“相撞”,既沒有歷史經驗可尋,也沒有現實路徑可走。雙方都很痛苦地尋求如何在亞太地區和平共處。

        實力變了,戰略變了,基礎也變了。冷戰時期,有蘇聯;冷戰后,有共同經貿;911后,有共同反恐。現在,中美之間突然驚覺,要靠什么支撐中美合作?

        蘇聯沒了,本.拉登也沒了, 奧巴馬時期,雙方找到氣侯變化,并聯想下一個合作點。而現在這一聯想也沒了,經貿又出了問題,靠什么支撐這么大的關系呢?中美現在就像兩個沒有感情的人過日子,有了“過不下去”的感覺。但是,雖然現在很痛苦,但又無法徹底分道揚鑣。

        現在感覺比撞機、炸館還糟

        當前,中美關系的另一個特點是,中美雙邊關系受制于第三方。

        本質而言,中美兩國本身并沒有那么多矛盾,但因為受到朝鮮、日本、印度、烏克蘭、伊朗等問題掣肘。中國與第三方的矛盾,美國與第三方的矛盾,最后無一例外,都上升到中美兩家之間的矛盾。原因很簡單,中國已經從區域性大國變成全球性大國。

        所以,實力、戰略、基礎、力量四大變化同時出現,導致當前中美關系早就不是過去的中美關系。

        可是,當前指導中美關系的仍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,在現實情況中,它們實際已經指導“失靈”。因此,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,但是,美國沒有積極呼應。

        因此,當前的中美關系缺乏頂層新框架,這也導致中美關系被一個個具體領域的具體事件拽著走。雖然沒有發生撞機、炸館這樣的惡性事件,但感覺比那個時候還要糟糕。

       


       

        從大辯論看美對華戰略走向

        本文首發于參考消息網20180315

        當前,一場冷戰結束之后規模空前的對華戰略大辯論、大反思、大調整正在美國上演。跟以往不同的是,這次大辯論是朝野共舞、府會同臺,政府親自上陣引領、定調。白宮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》公然將中國定性為“戰略競爭對手”,宣告既往對華戰略徹底失敗;五角大樓《國防戰略報告》聲稱美國安全的首要關切不再是恐怖主義,而是大國間的戰略競爭,中俄首當其沖;《核態勢評估》報告則將中國同俄羅斯等并列,視為美國核安全的主要威脅。官方權威報告如此高密度、赤裸裸地將中國列為主要挑戰,甚至威脅,對塑造美國對華戰略辯論的環境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。而美國商務部時隔20多年首次發起“自上而下”的對華“雙反”調查,無疑是給本已十分嚴重的美中貿易摩擦煽風點火、火上澆油。

        一方面,政府參與甚至引領這場大辯論,表明特朗普團隊中對華不滿的人物試圖主導對華決策。另一方面,這場對華戰略大辯論似乎不分左右一邊倒地指責中國,呼吁重置對華政策的基調,這表明美國戰略界對政府的對華基調并非完全被動接受,而是心照不宣并樂見其成。美國兩黨各派在國內政治議題上雖爭議頗多,甚至涇渭分明,但在對華問題上則異口同聲,出發點雖有不同,但指向卻高度一致,這一點是同以往幾次對華大辯論最大的不同。此外,以往的辯論基本是在“接觸+遏制”“競爭+合作”的大框架內,辯論的焦點往往是對華接觸多一點,還是遏制多一點,中美是競爭大于合作還是合作大于競爭,這次則似乎擺明要跳出這個三十多年的對華戰略大框架,另起爐灶,構建一套對華戰略的新框架或新范式。

        這場大辯論仍在進行中,但似乎幾個初步的共識正在形成:其一,中國已經毫無疑問地超越俄羅斯,成為美國未來必須全力應對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,而且這個對手已超越經貿領域和亞太區域,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;其二,美國既有對華戰略雖難說完全失敗,但可以說基本失效,亟須改弦更張進行調整重置;其三,未來五至十年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關鍵期,如不有效應對,中國將勢不可擋,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。

        中美關系呈現四大變化

        本輪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之所以呈現出新特點并得出以上初步結論,有結構性原因,也有政策性原因,同時跟特朗普執政風格不無關系。

        從結構性原因看,根本還是中美關系過去十年來的巨變,主要是力量之變、戰略之變、基礎之變、環境之變,四大變化同時來襲,令美國應接不暇、無所適從。

        從力量對比看,兩國從以往的“(一)超(多)強”關系變為“老大老二”關系,形成戰略競爭格局也就在所難免,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,也是難以回避的歷史基本規律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命題之熱炒就源于此。

        從戰略態勢看,兩國由以往的相對隔離、間接過招演變成現在的直接對立、正面博弈,其源頭始于美國戰略重心從歐洲、中東突然全面轉向亞太,來到中國的家門口。而幾乎同時,中國對外戰略轉向倡議“一帶一路”,開始全方位“走出去”。由此,兩國近百年來首次在亞太地區迎頭相撞,雙方既無歷史經驗可循,也無現成路徑可走,只能艱難地摸索共處之道。在這一過程中,彼此往往從最壞處、對號入座式看對方的一舉一動,自然加深了戰略猜忌,加大了戰略風險。

        從戰略基礎來看,長期構成中美關系壓艙石的經貿關系現在反而成為最突出的問題,而類似冷戰時期共同應對蘇聯、“9•11”事件后聯合反恐這樣的安全基礎目前也基本不存在。特朗普執意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,令支撐雙邊關系的氣變合作也受到侵蝕,在這種情況下,兩國關系出現顛簸搖晃也就不令人意外。

        從戰略環境看,中美關系對內受各利益群體的掣肘,對外受“第三方”因素的滋擾,雙邊關系的主軸或主航道往往由不得自己,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。

        美對華認知狹隘片面

        面對這些根本性變化,中美雙方其實都不適應,關鍵在于如何與時俱進調適心態、調整思路加以因應。中方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,正是基于此的一種主觀努力。遺憾的是,美國不是去呼應其中的積極意義,而是刻意放大其“謀略”色彩,虛與委蛇,最終將其束之高閣。結果,在奧巴馬執政時期,兩國錯失了構建合作共贏新框架的歷史機遇。一心想著“美國優先”的特朗普政府,則干脆另起爐灶,走上封閉保守的舊路。在戰術層面,緊盯經貿關系這一點而不計其余,不切實際地追求立竿見影的奇效,一旦未得逞便蠻橫無理不擇手段;在戰略層面,則草率地自我否定、武斷地自認吃虧,最終倉促地選擇從“戰略對手”的視角規劃新的對華戰略。

        美國朝野此番對華辯論幾乎眾口一詞指責中國,另一重要誘因是對近年來中國對美認知的誤讀或“過分解讀”。美國認為中國目前有意輕忽美國實力,巧妙松動美國秩序,并開始逆向影響美國思想文化教育領域,施行所謂“銳實力”,所以美國必須施以顏色、曉以利害,讓中國知所進退。

        上述特點同特朗普的世界觀、中國觀及其團隊構成也多有關聯。作為崇尚實力、善于交易、不循常理的房地產商,特朗普身上兼具里根式強硬和尼克松式變通,他用“有原則的現實主義”自我定義似很貼切。其中國觀多源于此前做生意的經歷,以及一些對華極端派人士的思想灌輸,因此帶有片面性、隨意性和狹隘性。政府內缺乏對中美關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,加之頻繁的人事變動,客觀上給中下層官員尤其是少壯派官員提供了空間,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》那種直抒胸臆式、針對性極強的對華政策表達,顯露出的正是這樣一種情緒化色彩。

        美對華戰略“五位一體”

        目前的情形是,美國在對華認知上形成了若干新共識,但下一步采取何種戰略因應則尚沒有答案。國會近期頻頻舉辦各種主題的涉華聽證會,旨在匯聚共識形成對策。遍覽美國各大智庫的報告和學者們的著述,似乎也沒有誰提供什么有效的藥方。何以至此呢?

        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是美國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全新的戰略對手。這個對手類似蘇聯那樣幅員遼闊,擁有相當的軍事實力,但選擇了一條有別于蘇聯的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: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脫離,與現有國際體系相磨合而不是相沖突,獨立自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道路。它擁有當年日本那樣的經濟金融規模,卻更加獨立自主,更有潛力,更具韌性和戰略回旋空間。它擁有歐洲那樣獨特的文明體系和價值體系,卻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,也就更有生命力。它還擁有像印度那樣的巨大的人口規模,且在2020年將宣告全面脫貧,走上城市化、現代化和國際化。如果說美國歷史上成功應對了幾乎所有戰略對手(或者說“老二”),因而積累了豐富的戰略經驗和戰略手法,那么今天面對的中國,則是一個“三合一”或“四合一”式的全新復合型對手,任何單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應對。

        何況在眾多領域和眾多議題上,這個對手還是美國必須依賴的合作伙伴,這個對手同美國在經濟金融上已經深度相互依賴,這個對手始終堅持發展中美關系,倡導“太平洋足夠大,容得下中美兩國”。美國當政者今日所糾結的,恰恰在于對這樣的中國不知如何是好。全面遏制恐損人也損己,全面接納又放不下身段,放任自流則擔憂生變、心有不甘。如此看來,未來美國對華戰略恐怕還是繞不開競合兩面和軟硬兩手,任何簡單化、單一化的戰略最終恐都行不通。

        但毋庸置疑,“全面競爭”已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出發點,“對等互利”、“基于規則”、“結果導向”成為對華戰略的總原則。在這一基本框架下,美國戰略界人士在對華戰略設計上主張“不回避競爭,不放棄合作,不懼怕對抗”。主要策略是塑造對美有利的“軟制衡”環境和約束中國的各種規則,以及加大針對性強的軍事準備、外交圍堵和經濟高壓,大體是接觸、遏制、規制、競爭、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機結合,當前階段其遏制、規制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,尤其在經貿領域更加咄咄逼人。但從長遠看,美國對華戰略無法跳出上述“五位一體”的總框架,只是依據不同事態、根據互動情況排列組合而已。這一框架較過去“接觸加遏制”的兩面性政策多幾個維度,體現了新時期中美關系的特殊復雜性或多面性。

        面對美國對華戰略的可能變化,中國的戰略核心應該是預防、塑造、準備,即千方百計預防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問題、挑戰、風險;利用我們已然具備的實力和影響力,去盡可能地塑造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;同時準備一旦塑造不力,我們有足夠的辦法應對最壞的結局。

        著眼未來,首先要夯實根基、做好自己,尤其是對美國施壓最甚、風險最大的金融、保險、服務領域,做好家庭作業,迎接更深層次的開放。其次要堅定信心、保持耐心。從長遠看,中美實力差距在縮小,實現“兩個一百年”目標是一個長期過程,中美關系要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目標。再次要謙虛謹慎、穩扎穩打。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,但從另一個方面講,越是在這樣的時候,我們面臨的挑戰和風險越多,遇到的阻力和矛盾越大,行為處事就更要如履薄冰,保持謙虛謹慎的心態。其他如合縱連橫、統一戰線,利用矛盾、兩面下注,利益交匯、危機管控,必要時敢于斗爭并善于以斗爭求和平等等,都是在中美關系進入戰略相持期必須堅持的政策和策略。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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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責編:張加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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